为了尽快稳固华北地盘，张学良把自己的官邸都搬到了北平，颇有些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华北军政的做派。

　　随着张学良的离开，新任天津市长出炉了。

　　此人名叫臧启芳，在美国加州大学、伊利诺大学主修经济学，回国后做过东北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还给张学良当了几年家庭教师（教授经济学），他也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之一。

　　张学良对臧启芳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敬重臧启芳的才学能力，另一方面又觉得臧启芳不靠谱。

　　因为之前东北大学的学生闹事的时候，臧启芳并未严加约束，以至于学运规模越搞越大。用张学良的原话说，就是“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学校多位领导）都枪毙了”。

　　说白了，臧启芳就是个学者型官僚，而且非常爱护学生。

　　历史上东北大学内迁至四川，当地川军经常调戏女学生，搞得学生们晚上都不敢出门。当时任东北大学流亡校长的臧启芳得知后，当即广发英雄帖，宴请当地驻军的连级以上军官。他诉说了学校流离失所的艰苦，又讲述了学生勤奋学习的不易，恳求驻军严格灌输士兵，保障学生们能够安心学习。

　　这些都不算什么，恐怖的是臧启芳挨个敬酒，四川老白干连喝50余杯，把川军将官们看得目瞪口呆。从此之后，当地川军一提起臧启芳都要竖大拇指，再没有发生士兵调戏女学生的事件。

　　后来柏杨先生也在他的杂文里说：“十年来酒量如海而不强灌人，有酒仙之风者，就我所知，得两人焉。一为已逝世的臧启芳先生，一为仍在世的叶明勋先生，值得顶礼拥戴，歌功颂德者也。”

　　臧启芳上任天津市长的第三天，便邀请周赫煊和张伯苓一起吃饭，酒宴就设在他租住的小四合院当中。

　　张伯苓去年到欧洲兜了一圈，今年初才回来，听说是筹集了十几万元的办学经费。他这个南开大学校长，已经不怎么管具体校务了，反正整天就是四处要钱。

　　此君是位要钱高手，整天哭穷当叫花子，硬是把南开大学的规模越办越大。他两年前开办了南开小学，再加上中学和大学，南开的摊子铺得很大。三年前创立南开经济研究所，马上又准备筹建应用化学研究所，反正这位先生是闲不下来。

　　臧启芳新官上任，是很想在天津大展拳脚的。一是想发展地方经济，他在美国主修经济学嘛；二是要振兴天津教育，臧启芳骨子里就是个搞教育的。

　　“张先生，周先生，天津教育界就数两位威望最高。鄙人初来乍到，教育方面还望两位多多支持，”臧启芳举杯说，“来，我敬二位先生一杯，我干了，你们随意。”

　　臧启芳说完就仰脖子喝下，装五钱酒的大杯子，瞬间喝得干干净净。

　　随即，臧启芳又聊着天，分别给周赫煊、张伯苓敬酒。尼玛就跟喝白开水似的，一杯接一杯下肚，转眼就喝光大半斤，而且说话口齿分明，没有任何喝醉的征兆。

　　酒仙儿啊！

　　周赫煊和张伯苓对视一眼，都各自抿酒不说话。

　　等喝得稍微有那么点意思，臧启芳才笑道：“我准备提升天津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想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兴办公立小学，二是扶持民间私立小学。这都需要两位帮忙。”

　　张伯苓问：“天津市政府每年打算拨多少款项？”

　　“这个么，天津的财政着实有些困难，”臧启芳叹息道，随即又说，“不过政府再困难，也不能穷了教育。我可以做主，每年拨2万元作为小学补助经费。”

　　两万元摊到整个天津市，有屁用啊！

　　张伯苓有些失望，但还是笑道：“难得臧市长重视教育，我也代表天津的学子敬市长一杯。”

　　“好说，好说。”臧启芳举起杯子又是一口闷。

　　周赫煊说：“希望教育基金会的善款，只能勉强维持现有的希望小学，实在没有能力继续扩大规模，恐怕要让臧市长失望了。”

　　如今希望小学主要分布在天津和北平，另外两市周边的河北省内，也兴建有一些，总共加起来有98所之多。目前在读学生1万多名，学校老师有300多个，每年给老师发工资就要10万元，再加上购置教学物资，以及提供免费午餐等支出，一年的总花费超过15万元。

　　说实话，善款早就不够用了。

　　文绣经常上街宣传呼吁募捐，周赫煊也偶尔找北平、天津的富商们化缘，但每年的善款还是筹不足5万，剩下的全靠周赫煊自己捐赠。

　　“唉，没钱万事难啊。”臧启芳无奈叹息。

　　周赫煊开玩笑道：“天津市长都哭穷，你让其他地方的民政官情何以堪。”

　　“哈哈哈哈。”张伯苓大笑不止。

　　这真是个笑话，因为此时的天津特别牛逼。

　　天津是民国年间第二大工业城市，仅次于上海，也是北方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可以说富得流油。

　　可惜天津最重要的盐税，根本不走地方财政，直接上交长芦盐署，由中央统一收去了。外加阎锡山战败时，上任市长把钱花得差不多，臧启芳这个新市长才变得无钱可用。

　　一顿酒喝完，等张伯苓离开以后，周赫煊才贼兮兮的对臧启芳说：“臧市长，我倒有个赚钱的法子。”

　　“周先生请讲。”臧启芳精神一振。

　　周赫煊道：“彻查天津所有大型公司工厂，清理他们的股份，肯定有些是不干净的。”

　　臧启芳就一搞教育的，哪里懂这些，连忙请教道：“周先生能否详细说明情况？”

　　其实很简单，天津工业大部分都是官僚资本。

　　比如大名鼎鼎的久大精盐公司，为了打破盐政旧制的限制，直接拉拢杨度入股，结果获得袁世凯特批的销售权。为了将精盐销售到南方，又陆续吸引蔡锷、黎元洪、曹锟、曹锐等人入股。

　　结果呢，打一次仗换一拨血。

　　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当局就大力查抄久大精盐公司，不但将曹锟等人名下的股份没收，还把公司董事长逮捕，久大公司上交八万银元罚款才放人。

　　臧启芳听得目瞪口呆，犹豫道：“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周赫煊冷笑道：“那些军阀鱼肉百姓，下野之后继续逍遥，没收他们的股份有什么不合情理的？有些人甚至都没出真金白银投资，就能轻轻松松的拿到股份。说实话，臧市长如果借机发力，把军阀官僚的股份没收之后还给公司，只收取部分罚款的话，那些公司的老板说不定还要感谢你。当然，具体问题具体操作，有些人的股份还是不方便没收的，你自己看着办。”

　　臧启芳明显心动了，但他这么一干，绝对会背上贪官污吏的骂名。

　　不过嘛，如果把弄到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搞教育，社会舆论又会朝他这边倒。

　　干了！

　　而且得尽快，如今张学良正在搞中原大战的善后工作，又有一批军阀下野到天津当寓公，这些人属于最好的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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