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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八月】


  杜月笙此人的性格,极其复杂,大义虽然不失,但小节却亏得严重。

  钱是个好东西,杜月笙为了钱,可以不顾老百姓死活,比如长期从事鸦片贸易。

  与此同时,杜月笙又仗义疏财。只要他把你当朋友,那么一切都好说,江湖上公认的,杜月笙值得性命相托。

  周赫煊之所以非常放心的药品交给杜月笙,原因很简单——杜月笙喜好名声,讲究义气,并且极度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

  比如,杜月笙喜欢做慈善。他还发起倡导,号召青帮大佬把过生日收的礼金,全部捐献给慈善组织,并亲自担任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他历年所捐善款,总是排在上海捐款榜的前三名。江南地区若遇灾害,杜月笙也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赈灾,速度往往比政府还快。

  这就是在邀名。

  又比如,但凡有社会名流落难,不管是军阀政客还是大学者,只要上门找到杜月笙,他必然奉为座上宾,且鼎力相助,银子给得再多都不眨眼。

  这就是渴望得到认可。

  名声,是杜月笙最看重的东西,他答应周赫煊的事情必然全力去做,可信度远高于国民政府的官僚。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杜月笙还是一个爱国者……

  历史上,淞沪会战爆发之时,杜月笙主动提出计划:在长江下游沉没自己轮船公司的船只,用以阻挡日本军舰通行,同时为中国将领提供自己的防弹汽车。

  杜月笙还组织青帮力量,全力配合戴笠的特务行动。并将发起组建“淞沪别动总队”,共有8000多名民兵,其人员构成为:商店店员、地皮流氓、国党溃兵、失业工人、公务人员等等。

  虽然杜月笙的别动总队是一帮乌合之众,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但他们至少参战了,没有屈膝当汉奸——最后一支别动分队,1938年2月才撤出上海,那时候淞沪会战都结束三个月了。

  上海别动总队虽然溃败,杜月笙还在继续组织地下抗日行动。直至日军进入上海南市,杜月笙才逃去香港,继续在香港进行抗日活动。而上海青帮的地下抗日斗争,持续了足足三年,杜月笙一直都在遥控指挥。

  国难当头,帮会也是爱国的。

  不仅是青帮和洪门,四川的袍哥会,同样涌现出许多爱国团体。

  ……

  八月五日,《春望》诗刊正式发行创刊号。

  周赫煊为纪念赵、佟两位将军的《沁园春》,迅速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国共两党的报纸也极为配合,大力宣传赵登禹、佟麟阁的英勇事迹,把他们奉为抗战军人的英雄榜样。

  《春望》由此打开场面,成为爱国青年争相传阅的刊物,每天都有无数诗稿从全国各地寄来。

  郭沫若也从日本回国了,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刊物《救亡日报》的主编。不管这位先生私德如何,但他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曾在老蒋清党的最危险时刻加入共党,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回国,能做到这两件事,应该获得后人的尊重。

  徐志摩家中。

  庞德正在阅读报纸,随着中国时局变幻,他暂时放下对《易经》的研究,转而关注中国人的爱国精神。

  昨晚,庞德还给挚友艾略特写了一封信,说道:

  “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深深着迷,对中国展开过各种幻想。在我的幻想当中,中国神秘而传统,这里的男人留着辫子,这里的女人裹着小脚,有着精美的瓷器,有着柔软的丝绸。就像印度一样,中国应该是个未开化的民族,底层人民蒙昧无知,上流社会顽固保守,知识分子优雅排外……”

  “而当我真正来到中国,发现跟我的幻想有很大不同。前两天,我跟哈恩小姐(项美丽)进行了一番交流,她对于中国的了解深入透彻,令我大为震惊。中国政局虽然四分五裂,但却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连很多不识字的底层贫民,都是令人敬佩的爱国者……”

  “中日两国已经开战,这是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到中国人异常团结。昨天,哈恩小姐和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邀请我到一家戏院观看演出。据邵先生介绍,演出的剧目分别为《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蕊夫人》,都是中国著名的爱国戏剧,其中《花蕊夫人》的编剧还是周赫煊先生和他的朋友。演出过程中,中国观众疯狂拍手叫好,还有人站起来大喊‘干死小日本儿’。”

  “而在前往剧院的路上,我还看到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捐活动,人们排着长队,非常有秩序的捐出救国款。这跟平时乱糟糟的中国人非常不一样,他们是如此团结,如此遵守纪律。”

  “这个国家正在沸腾,就像是受伤咆哮的狮子。中国现在有一首歌非常流行,这段时间我在广播里反复听到,歌词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我必须留下来,留在中国。不仅是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还要研究这个国家的灵魂,这肯定是个极为有趣的课题。下次再聊吧,我的朋友。”

  庞德阅读中文报纸的时候,周赫煊正在和徐志摩聊天。

  “若是上海即将沦陷,就把《春望》杂志社迁到武汉。”周赫煊说。

  “你觉得距离上海沦陷还有多久?”徐志摩问。

  周赫煊道:“三五个月吧。”

  徐志摩有些吃惊:“能坚持那么久?”

  是的,徐志摩吃惊的不是上海沦陷太快,而是吃惊上海沦陷太慢。

  因为北平有坚城可依,也只守了大半个月,其中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日寇在等援兵。而上海连城墙都没有,日本的海军还可以开来,一旦上海开战,必然沦陷得比北平还快。

  至于日本是否会进攻上海,没人对此怀疑,因为上海对中国太重要了。

  不仅常凯申想在上海开战,日本海军也想在上海开战。若真老老实实的从北打到南,日本海军要等多久,才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徐志摩说的这种话,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北平沦陷得太快了,以至于人们对未来的抗战丧失信心,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此时的国人也对此等狂言有些相信。

  历史上,淞沪会战虽然失败,但却有着更为重要的精神意义,它打击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也为无数国人对抗战必胜坚定了信心。

  比如胡适这样的和评论者,就是在淞沪会战之后,彻底转变成对日主战派的。

  人们的想法大概如此:原来,中国也可以打!

  周赫煊也懒得说太多,只提醒道:“十月底,你带着《春望》编辑部前往武汉。还有,你提醒徐伯父,让他尽快把工厂内迁,再迟就找不到船了。”

  “我不一定能说服他。”徐志摩道。

  江浙工厂大举内迁,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距离现在只有不足两周的时间了。若不提前动身,真的连船都不好找,好多人搬家只能赶着牛车出发。

  而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周赫煊就提醒华北地区的希望小学,让老师带着学生尽快南下转移。但大部分师生都不肯走,只有少数在平津沦陷后,拿着周赫煊提供的经费仓皇逃离。

  周赫煊现在也要离开了,而且是带着阮玲玉、周璇一起走,他在重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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