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潼来到芙蓉园的时候，才发现这座皇苑已经改名为菡萏园。初时还有些不理解，但在略作思忖后才想起来，原来这是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讳。房氏闺名芙蓉，所以行台有这样的举措。

　　避讳这种事情，分为国讳、家讳。国讳方面自不必说，比如贞观末期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还有李潼来到大唐后，还没见到一个完整写出的“治”字。不独在世帝王要避讳，遇上武则天这种穷讲究的，垂拱年间还将华州与华山改名，避她祖父武华之讳。

　　家讳方面那就复杂得多了，父母名讳、身为儿女是一定要避讳的。像李潼最开始这方面不怎么在意，与人交谈常吐“贤”字，但在府佐们旁敲侧击的提醒下，已经好几年嘴里都不能直言“贤”字。

　　哪怕他如今仍然归籍他大爷李弘一支，但生父之讳还是不能免除，以至于行台佐员们无论当面言事还是文书传递，都要尽量避开几个字眼，即便不得不写，也要缺笔。

　　有关家讳方面的轶事，魏晋之际流传不少，毕竟在那个门阀畸大的年代，维护一个家族的尊严体面就是家族成员最大的责任。

　　当然唐代也不是没有，最著名的就莫过于英年早逝的李贺了。李贺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锋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

　　虽然说唐代出仕不唯科举，最终李贺也通过门荫入仕，但仕途却因此搁浅。毕竟他可没有李德裕那样一个出众的家世，可以完全不理会乃至于不屑于科举出身给仕途带来的加持。

　　总之，避讳这种礼制引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小到坏人前程，大到打击异己。到了清朝蛮夷入主，则更成为统治者打压知识群体的主要手段之一，因避讳而引发的文字狱便有多桩。

　　至于行台将芙蓉园改名的举动，这就是可有可无。毕竟眼下房氏作为潞王太妃，本身也没达到国讳的程度。家讳的话，则更多还是对自我的约束，比如杜甫终生不咏海棠诗。

　　李潼自己对于避讳之类敏感度不高，但行台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只能说眼下的行台诸事的确是上了正轨，甚至就连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节的地方，都有专人察遗补漏，避免被人吹毛求疵。

　　芙蓉园也好、菡萏园也罢，无非一个荷花池子。菡萏园内，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诸亭台楼宇都是傍池而建。与曲江池勾连的这一段渠道，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至于再往里，则就禁绝闲杂人等出入了。

　　长安城东地势，因有乐游原的缘故，本就北高南低，菡萏园中有楼高止数丈，但于此楼台之上，已经颇具鸟瞰视野，于此居高而坐，有四面春风徐徐而来，夹杂着桃李花香，近可欣赏桃李斗艳、锦绣成堆，向远可望曲江池清波微澜、岸边游人如潮。

　　“旧年在事，辗转江南，所见水汽糜烂、物性近淫，全然不如京中水木清华、恰到好处。人间妙境，殿下拥得，推给黎民共享，视野所及，俱是拳拳慕化之心啊！”

　　李千里虽然颇有衰老之态，但气度仍是不俗，相携登楼之后，落后雍王半身，凭栏望远，指着曲江池周边那些帐幕并游人们笑语说道。

　　听到李千里这么说，李潼也只是一笑。他来到这个世界，游历的地方虽然不少，但也只集中在黄河一线。行途所见，讲到自然风光的话，那自然是各有千秋。但如果说人文与自然搭配最为和谐的，首推还是神都洛阳。

　　长安城格局如此，无论繁荣与否，给人的感觉都略显严肃，并没有洛阳那种因地制宜的随和亲近。讲到宜居性，长安跟洛阳更是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这倒也不是踩一捧一，毕竟长安在国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并不体现在居住条件上。

　　“宗亲宦游经年，如今终得归乡。我幸承天命，守治此方故业，唯盼勤于人事、守于周全，勿使风物衰损，无负人所寄望。”

　　扶栏眺望片刻，李潼拉着李千里返回阁内坐定，并笑语道：“皇命虽不以折抑人情为使，但敕命所加，终究各不自由。如今幸会于京内，慰于别情，案牍琐事且置一边，宗家小子身怀仰慕，当与王畅论情谊。”

　　李千里今次所领使命不无尴尬，所以李潼也就先定下一个基调，咱们谈感情、不聊钱。如果李千里识趣，那自然是他宗家长辈、座中贵宾。如果这家伙不识趣，那也就无谓浪费感情，自跟行台下僚扯皮去吧。

　　李千里闻言后又稍作拱手，笑着回答道：“情中长短，不以齿量。往年都畿短会，殿下已经是前班国器。阔别以来，壮声频闻，今番归京得于款待，在公在私，小王都要领教，岂敢马齿自矜。”

　　李千里这么识趣，李潼也是大感满意，一边传召音声侍乐，一边与李千里闲聊一些两京人情轶事，谈话的氛围倒也融洽。至于李千里所领的使命，彼此自然也都极有默契的避而不谈。

　　债如果欠的久了，就会有种老子根本没欠的错觉，李潼眼下就有这样的感觉。行台今年处境略有好转，但也只是不像去年那样窘迫而已。去年贡赋截留自用尝到了甜头之后，不要说去年的债，今年的李潼都不想给了。

　　所以这一次朝廷无论派谁来，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朝廷必然也是意识到他是打算继续做老赖，所以才派了李千里这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前来讨要，在公为少府监，在私则为宗家耆老，于情于理，多多少少总得上缴一些，不能太无耻。

　　虽然说是不谈公事，但在交流过程中，李潼也忍不住要拐弯抹角打听一下朝廷如今的情势如何。

　　行台如今与朝廷的关系仍是僵持，既没有变得更加恶劣，也没有丝毫缓和的趋势。特别在去年秋赋至今未作解运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人物交流几乎陷入完全停滞的状态。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朝廷对行台就完全的放任不理，仅仅只是各种限制的手段不再像此前表现的那么外露而已。事实上，朝廷在清理雍王在神都的影响变得更加细致且严格。

　　官面上的势力清洗那就不必说了，从去年到现在基本已经完成。在朝官员大凡跟雍王有关的，几乎都遭到了闲置乃至于贬谪，无论这关系是深还是浅，态度可谓是宁枉勿纵。

　　比如旧年曾经担任过李潼河东王府员佐的韦安石，仅仅只在王府就事短月，当李潼前往乾陵服丧的时候，彼此间就没了官面上的隶属关系。李潼归京后，他奶奶又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与关陇人士接触频繁，所以彼此之间的私谊往来都不怎么多。

　　韦安石乃是京兆韦氏子弟，也是关陇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即便没有与雍王的交情与互动，也不影响其仕途发展，年前刚由礼部郎中转为门下给事中。只要再历一任，便可正式踏足高级官员的行列，或为南省通贵，或外放上州刺史。

　　但就是因为这一点与雍王似有还无的联系，韦安石便从这一人生快车道被踢了出来，直接外放衡州司马，一贬数千里。

　　甚至就连小滑头张说，秩满后本来走关系进了今年的铨选，但就在授任前夕被揪了出来，名字被直接踢出了吏部选官的长名榜，搞得很狼狈。

　　朝廷如此严厉的态度，无非在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无论与雍王或者陕西道大行台有什么公私交涉，在朝廷这里就是一个资历上的污点，以此来给行台设置征辟人才的障碍。

　　这么做也的确颇有收效，自神都赶来长安的士人不少，但多数都是游历、观望，真正直向行台投进、或者干谒雍王的则不多。怕的就是有此经历后，日后或许难以再为朝廷所取。

　　但朝廷的这种做法，倒也让行台队伍凝聚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朝廷不准他们骑墙，他们也就只能跟雍王一条道走到黑了，也可能是走到白，既不容于朝廷，那索性努力促使行台成为新的朝廷，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除了官面上的打压之外，对于雍王在民间的势力影响，朝廷也都加以重视起来。尤其是当李潼在长安收编了故衣社后，神都的故衣社便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几次措辞严厉的勒令解散，甚至直接动手抓捕了多名故衣社的骨干成员严加审讯。

　　在朝在野，朝廷对雍王势力都是如此的严防死守，也让李潼对神都朝局发展、情势变化的消息获取略有滞后，不像此前那么通畅及时，心里自然难免好奇。

　　只不过李千里在神都朝局中，本身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所能提供的一些讯息难涉机密幽隐。

　　李千里虽然提不出什么让雍王感兴趣的机密资讯，但这番问答无疑扩展了话题的广度。察觉到雍王兴味乏乏，李千里于席中倾身并沉声道：“社稷由乱入定，殿下诚是功伟。朝事如何，不敢轻论。但宗家诸事，如今却难称协调，其功未竟，斗胆请问殿下于此是否仍有余兴？”

　　听到李千里这么说，李潼眸子顿时一凝，继而便说道：“宗家何事仍乱，王且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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