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中各个阶层忙碌筹备佳节的热闹氛围，深居大内宫中的圣人自是无从感受，不过他本身也有自己需要忙碌的事情。

　　这一次的探花宴由朝廷负责筹办，也是今年科举的一个创新。朝廷有什么新政实施，自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举办探花宴，就是表示对科举选人们的更加重视。

　　后世科举延行千数年，且历朝历代都有加强，这也就给人造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给人造成一种科举一出、选法分明的印象。但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有一种就结果反推过程的偏颇，科举之所以成为封建王朝最主要的选人法，也是有着一个悠长的渐变过程。

　　相对于察举制，科举的优越性毋须多说。但科举与察举，还是有着一段并行的过程，察举也并非在科举出现后便即刻消亡。毕竟察举代表着世家大族的利益，而这些人无论在隋还是在唐，都有着不弱的影响力。

　　虽然初唐时已经有薛元超以不能获得进士出身为人生大憾，但哪怕到了中唐时，还有名相李德裕抵触科举，乃至于发生了新旧势力互相倾轧的牛李党争。且抛开哪一种势力更加进步，单就实际的功业与私德方面，牛党中的牛僧孺与白敏中都要远逊于李德裕这个守旧派的代表。

　　唐代的科举与后世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糊名与否，而在于科举与选官是两个独立的程序。科举及第之后，仅仅只是获得了一个出身，一个选人的资格，想要真正的担任官职，仍然需要继续通过吏部的铨选。

　　在唐代、特别是初唐时期，想要获得选人出身，方式不只有科举一种。甚至在很长时间内，科举都不是获取新选人的主流方式。

　　诸如姚元崇，其之所以获得选人出身，是因为担任了李潼他大爹孝敬皇帝的挽郎。宗室及其亲眷举办丧礼的时候挑选挽郎，基本是从世家勋贵当中挑选年轻俊彦，相关礼事结束之后，自动获得选人资格，只需守选数年，便能参与吏部铨选。

　　除了挽郎之外，太庙还有斋郎一百一十员，斋郎逐年考核，年满之后同样获得选人资格，守选结束后同样可以参加铨选。

　　当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补途径还是门荫入仕以及品子宿卫。五品以上可以荫子一员，凡在品官员，子弟都可入参亲勋翊三府宿卫。大唐内外官员将近两万，能够享受到相关荫泽福利的，起码也有数千。

　　相对于其他各种获取选人出身的途径，科举每年所取不足两百人，且多数名额都被两京学馆所占有。因此科举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补充，并不占据主流。

　　可以说只要家人做官，并且不在任上翻车、栽进权力斗争的坑里，延续几代官宦门第并不困难。当然在这诸多选人法当中，科举由于其覆盖面更广、选拔更加严格，所以在舆论风评中要更加的公正与高标准。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选举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惠利，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举中明经、进士等常科，而是临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类更多，操作也更加的灵活，因此许多初唐名臣都有参加制科的经历，诸如姚元崇与张说这对小冤家，以及发动神龙革命的张柬之，都是通过制科崭露头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时期，尽管科举并不糊名，但权贵们也少有向科举下手以拓展并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权贵子弟进仕的途径极多，东边不通走西边。其次即便是通过作弊庸才及第，也仅仅只是获得一个选人的资格，如果不能通过铨选以及更加严格的制举，科举给仕途带来的帮助非常有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科举并不是选官，如果想干涉典选、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干涉铨选要比科举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乱，皇后韦氏以及诸公主弄权无度，从而产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对科举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数、不敢破坏这国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举新选人们那些青瓜蛋子。有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几人了。

　　武周一朝创设了殿试制度与糊名制度，统统是针对制举和吏部铨选，并没有下沉到科举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没有必要。科举常科所选拔的新选人，哪怕守选周期最短的进士，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参与铨选，到了铨选过程中，自然会被卡脖子。

　　当然，在初唐时期也有士子通过干谒权贵而希望获得举荐，但要么是直接奔着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缩短守选周期。好不容易登门造访，获得求告机会，却仅仅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选人资格，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诸如贞观名相马周，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

　　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挽郎、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但却每每辗转下僚、不得升迁。南衙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

　　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

　　干谒之风的盛行，其实就是对其他遭到压缩的选士途径的一种补偿机制。这就造成了科举丧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选人们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选人们更成了地方节度使的人才储备库，而干涉科举也成了节度使们夸威于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针对科举的改革，主要分为两点。第一是对术科选人们的优待，不只名额大增，而且几乎不设守选。第二就是糊名，让科举的选拔形式更加公平。

　　这两项改变给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触动，相对而言还是第一项更大。三项术科统共选募了四百多名新选人，虽然这一数量较之大唐内外官员的上万规模仍然不算多，但这三项术科却是常科，换言之每年都会进行考选。十年之后，便是数千选人。

　　这么多选人逐年递增，而朝廷所能授予的官职则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守选周期的延长，还是对其他选士途径的名额侵占，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值得深思。

　　对于这一点，李潼也是不失考虑。他也不想为了提拔寒门举人，便让国家政治机构陷入冗员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对于今年的这种招录模式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为开元维新，所以朝廷恩开科举，施以普录。至于在接下来的科举中，则就依照实际情况而有所改变。虽然他本质上就是在压榨官员品子蒙荫空间，但话总不能说得太明白。刀子还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来软的，不来硬的。

　　而且寒门中的人才，说实话也并没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规模收割的程度。

　　否则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广印刷与州县小学，每年都有四五百个可用之才实现阶级跨越、进入统治阶级，在原本官僚系统不出现大规模减员的情况下、正常的新旧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领土也够用了，还不如把这一部分投入直接转投到军事建设里，开辟更加广阔的疆土。

　　至于糊名制的普遍实施，本身引起的争议并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选系统中，科举的重要性仍然不够高，有铨选挡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举，本来就是因为公平才在诸选礼中鹤立鸡群，糊名只是将这公平性更加强化。

　　李潼本也不是顺当继位的守成之主，旧在西京行台与东都靖国时期也都是杀人如麻的狠货，杀了这么多人，在一个初级的选礼中进行一些并不触及根本的改革，若还掣肘无数、阻滞重重，那更谈何根本的改革大计？那些时局中的幸存者们，也就太头铁了。

　　而且就算是朝廷进行了这种糊名改革，其实外州举人们的成绩仍然不够理想。特别是在明经与进士两科中，最终的选录结果竟然与往年大同小异、相差不大。

　　这其实也很正常，倒也并不是说外州贡举人们才能整体偏于平庸，而是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如两京这么优厚。大唐并没有形成后世那种经学儒典相对固化的统一，因此学风如何对士人影响就更大。

　　不要说眼下这种中古时期，哪怕后世教育资源已经那么丰富，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不小。这跟智商高低关系不大，只是环境给人带来的影响具体体现。毕竟像张九龄那种从岭南到长安、压得两京俊彦黯然失色的狠人实在不多，哪怕诗情出类拔萃的李白，尽管勤于干谒，仍然不敢轻入考场。

　　糊名与否，最后的结果竟然如此，这也说明起码在此前，两京权贵们即便对科举有所干涉，也极为有限。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还是铨选。

　　李潼通过对科举诸科的结果总结经验，心中也是颇生感慨，除了意识到要加强外州教化力度之外，对于两京学术中心地位更加巩固也是颇生高兴，这能让更多的外州才力涌入京畿。

　　不过很快他的好心情便被打破了，隆庆坊别业中突然传递消息：若再不归，家恐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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