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的说，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和支持党员干部民族化的根本分歧，是在于强化中央集权还是强化地方分权的分歧，在联盟内部，支持中央集权的人，自然而然的就会站到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一方，而支持地方分权，尤其是支持给予各个加盟共和国更多自主权的人，自然就会支持党员干部民族化。

　　从这一点上看，维克托所提出的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话题，其实也是挑起了有关联盟是应该强化中央集权，还是应该强化地方分权的争端。

　　回到苏斯洛夫同志的问题，他是坚定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中央领导干部之一，而他之所以对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如此关注，也是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立陶宛工作，他在那里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包括了因格丽达·玛邱罗尼塔。支持因格丽达·玛邱罗尼塔的立场，借机插手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内部问题，有利于苏斯洛夫本人夯实自己的根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归根结底，在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苏斯洛夫与维克托是天生的政治盟友，他们之所以站在一个阵营里，是由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决定的，而不是由他们的政治观点决定的。

　　“对这些野心家、阴谋分子，我们必须提高重视，必须让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迎着苏斯洛夫的眼神，维克托继续说道，“在这里，我认为我自己也需要做一个检讨，在此之前，我显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我们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内部，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情绪，已经同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密切的结合在了一起，我只是将我们与那些支持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人之间的矛盾，界定为党内同志之间的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之间的矛盾，但是现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所显现出来的这一系列矛盾上看，这一矛盾显然超出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身子微微前倾，他用手指在面前的茶几桌面上用力叩了叩，加重语气说道：“它已经上升到了敌我矛盾的层面上，这些野心家、阴谋分子是藏身在我们党内的第五纵队，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利己主义者，是寄生在联盟躯体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如若不能及时将他们从党内的干部序列中清除出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是的，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同志，这就是我的立场和观点，”苏斯洛夫精神一振，飞快的将话头接过去，说道，“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提请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同志，由他向斯大林同志提出建议，召开中央主席团临时会议，就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就该问题拿出一个最终决议。”

　　维克托与苏斯洛夫两人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不过，前者是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后者是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只有马林科夫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中的职责，是全面辅助斯大林同志日常工作的，因此，苏斯洛夫的意思，就是由他和维克托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向马林科夫提交一份有关讨论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的报告，由后者转交给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如果他认可这份报告，并且也认可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性，那么，他就可以召集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要求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共同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由斯大林同志做出是否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决定，还牵涉到了斯大林同志本人的立场问题，如果他在看了这份报告之后，否决了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提议，那就说明他并不支持维克托两人的提案，相反，如果他决定召集会议，那么与会者自然而然就能领会斯大林同志的用意，从而使得会议更容易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共识。

　　面对苏斯洛夫的提议，维克托只是稍稍犹豫了片刻，便点头表示了认可。在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一贯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立场关乎到了他的个人政治利益，还因为这是他的政治人设，当前这一阶段，他只有牢牢抱紧这一理念，才能更多的团结可以团结的人。

　　自己的提议得到了维克托的认同，苏斯洛夫自然很是高兴，他建议这份报告由两人共同起草，他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他可以提供一些有关当地的详细情况，至于说报告的主旨，还是要由维克托来敲定的，等到报告出来之后，他会在上面签字。

　　曾经的苏斯洛夫应该算是维克托的竞争对手，当时，两人在党内的地位和资历相差不多，又都是所谓的年轻干部，因此，很多人会在各种问题上拿两人作比较。不过，自从中央政治局完成改组以来，随着维克托进入执行局，并出任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联盟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就不再有人拿两人作比较了，毕竟两人所在的干部梯队都不一样了——并不是说苏斯洛夫没有追赶维克托的可能了，而是说这个希望并不大。最重要的是，如今的维克托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苏斯洛夫却还在朝着这方面努力呢。

　　对于这一点差别，苏斯洛夫自己也有着充分的认识，所以，他不会不自量力的同维克托争抢某些东西，比如说，今天这个向斯大林同志提交报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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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了苏斯洛夫，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不过，维克托却是一点睡意都没有。再者，他之前已经同奥尔加科夫约定好了会面的时间，再过上一个多小时，对方也该过来了，仅剩这么点时间，他也不打算睡了，只想着捋一捋思路，将苏斯洛夫所提议的那份报告整理出个框框来，然后就交给秘书们去充实内容。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苏斯洛夫的提议对维克托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过去，他只是将党员干部民族化所造成的矛盾，看做是党内同志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观点和立场上的矛盾，更有甚者，他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将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当做打击政敌的一种工具——是的，尽管党员干部民族化这个概念都是由维克托所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充足的考量，但要说他在纠正这个错误方面作了多少工作，倒也未必。

　　说到底，还是他的思想有些麻痹大意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斗争工具。

　　今天晚上同苏斯洛夫的会面，真的替维克托打开了一扇门，让他充分意识到，在联盟的某些地方，比如说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已经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从事实角度来评价的话，这个问题甚至已经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纠缠在了一起，而这对联盟来说，显然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随着苏斯洛夫的离开，偌大的办公室里重新恢复了安静。维克托端着属于自己的那杯咖啡，不紧不慢的走回到办公桌后面，屈身坐到椅子上的同时，从笔架上拿过一支钢笔。

　　咖啡杯随手放在一边，他将钢笔的笔帽拿下，径直在手边的一份信笺上动笔。

　　在联盟内部，有关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有过很多次了，总体而言，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明确态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初列宁同志在民族问题上有过明确的表态，而党员干部民族化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符合列宁时期联盟相关民族政策的。

　　不过，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时移世易，在列宁同志活着的时候，联盟是一种情况，而如今的联盟却是另一种情况了。

　　二十年代的时候，联盟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而且在那个年月里，支撑着所有人奋斗下去的主要因素，还是虚无缥缈的信念和意志，因此，在那个时候，联盟要想增强凝聚力，就必须给与各个加盟共和国，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足够的自主权，并以此来笼络他们，让他们团结在莫斯科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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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尤其是在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加持下，再加上联盟在军事领域的飞速发展，如今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有了夯实的基础，毫不客气的说，如今莫斯科所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那些曾经困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民族问题了，而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争霸，因此，列宁时期所确定的民族政策，自然也应该做出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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