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虨所陈述事项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这表章起始处用朱笔批“特”，在座其他行台官员们眼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异色，继而便开始沉思这件事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当中与自己职事内或会产生的牵扯，俱都重视起来。

　　这又关系到行台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的一个规章，就是事务处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台以来，需要处理的事务不再只独限于军、政又或者单独某一地，言之日理万机也不为过。虽然台府并立、诸多属官配合分劳，但诸多事务千头万绪，也难做到事必躬亲，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过近半，他可不想劳累猝死。

　　所以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他往往标识轻重缓急来做分类，缓、常、急、特、特督等几个类别，以表示对这些事务的不同关注力度。

　　这其中表示最高关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关注、需要尽快处理之外，在处理过程中还要配备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原本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分类，可是行台本身便是以他为主，所以很快他这一点私人的标注批示便也成了整个行台行政的一个标准。大凡标注急、特的事务，俱都要优先处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集中。

　　反之，缓、常一类的事务则就不必过于急切，虽不至于完全搁置，但肯定也不会过分重视。换言之，力道要用在领导看得见的地方，领导都不怎么关注的事务，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对于这一现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觉，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没有将之当作一项规令以条文标识。有的时候，这种默契与潜规则反而更加有利于树立起上位者的权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长所奏议事务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经成为衡量那些官长们尽职与否的标准之一。

　　那些官长们若是长时间得不到特批，最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才能有限，认不清楚轻重缓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将军的雅重亲昵。

　　当这种逻辑成为一种共识，即便那些官员们没有遭到有司弹劾，在下属们当中也会威望大失，难堪其位。

　　江虨陈奏完毕后，便轮到谒者台的官长谢尚发言。

　　谒者台掌管朝觐宾飨、诏使劳慰等等，简单而言就是迎宾并公关。原本江东台城内并没有谒者台这一官署构架，只是设立谒者仆射归为光禄勋管制。

　　可是洛阳创建行台后，各种觐见、宾客并访慰事务增多，沈哲子索性便将谒者台单设起来，除了这些之外，又加以访贤察举、持节察授并受怨申奏的职责，大大加强了谒者台的权柄。

　　如此一来，谒者台除了迎宾公关之外，还要负责察举野贤、封赏四方并民怨申诉等职责。而这一改动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谒者台拥有访贤察举的权力，这就极大程度的动摇了中正乡议的权威性。事实上在这些新收复的州郡中，沈哲子也根本没有再多此一举的设立中正官。

　　今次跟随沈哲子入洛的那些几郡乡流，都可以归类为入觐的乡贤，各种接待安排事务正规谒者台管理。

　　沈哲子当下的权位，自然不可僭用入觐朝礼，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可供取巧的地方，虽然司马懿父子几人陵寝都被匈奴人给挖个干干净净，但皇陵遗迹总还在。沈哲子也是沾了这些冢中枯骨的光，四边觐拜皇陵，礼节生人代受。

　　谢尚本身便是浮华界的一流人才，兼之早年督造钟磬礼器，使礼乐正声归朝，如今俨然已成行台古礼宗师。轮到他发言时便提议让那些乡徒以野贤乡秀的身份，参加接下来年前年后一系列庆典，让他们深刻感受礼乐堂皇于朝的庄严。

　　对于这些典礼之类，沈哲子向来也都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只要不是过于繁琐铺张耽误正事，便也都由之。考虑到眼下年关将近，便批示一个“急”字。

　　这一次的行台会议，因为临近年关，也可视作一场年终总结，并不独只限于当下的西征战事。所以凡与会者各个部曹俱都有陈述，甚至就连游离于行台之外、处境颇有尴尬的何充都有发言。

　　而这些发言中，最令人关注的还是民部大尚书庾条并河漕将军纪友的发言。无他，这两个一个管着钱袋子，一个管着舟车物流，可以说是行台职权最重的两个官署。

　　民部乃是行台六部之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部，单单下辖分曹便有十曹之多，这其中度支、仓曹、库曹、户曹等等，职权都不逊于一般的大尚书。

　　轮到庾条汇报时，单单其人陈奏所涉诸多籍册便装满了数口大箱子，这还仅仅只是汇总整理之后的一个结果，至于更加详细的资料，则是足足有几间房那么多，自然不可能完全搬运到殿上来。

　　饶是如此，庾条这一番汇报都持续了长达几个时辰，听得与会众人俱都恹恹欲睡。至于最终总结的结果，也都很喜人，其中最引人瞩目还是人口这一项。

　　早在数年前沈哲子平灭江东作乱之后，便开启了一项人口普查的工作，至今历时三年有余，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结果。行台目下所控制区域内，不包括新进收复的弘农、上洛、河东等地，合共在籍人口达到了一百八十万户之多！

　　当庾条道出这个数字时，整个殿堂中满座哗然，并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小，而是太多了！要知道中朝武帝太康元年，灭吴之后全国所得户数不过才两百四十多万户而已。

　　可是现在行台统治区域还未广及南北，关中、蜀中以及河北等地俱还在敌人掌握之内。但就算如此，在籍人口竟然直追太康元年，这一结果实在令人咂舌。

　　沈哲子对此并没有表现得过分吃惊，在他看来这个年代所谓的人口统计，其实并不能反应当世的人口总量，仅仅只是体现了当权政府强大与否。政府如果掌控力大，能够将大量生民编入籍中，政府如果权威不够，自然大量民众亡出籍外。

　　太康元年，全国户数两百四十多万，可是到了太康三年，人口便达到了将近三百八十万户之多。短短三年的时间，人口自然增长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增幅，自然是因为统一之后随着政权统治力增强，越来越多的荫户、流民入籍。

　　这些资料，沈哲子都是由收复洛阳之后、民间搜集来的那些典章旧籍中得来，对于庾条所报出的这一户口数，心内还是隐隐有些失望。

　　江东荫庇之风诚然一时难除，就算是有了他们沈家率先放免荫户的表率，肯定也是亡数诸多。可是江北自从他任事以来，在人口方面便一直不曾放松管制，尤其豫州那些乡宗豪强更因此类问题被剪除诸多。

　　再加上几场大战所得的流民生口逐渐被安置，原本沈哲子觉得应该能追一追太康元年的籍民数，却没想到居然还差了五十多万户。折算成人口的话，便是三百多万的人口差距！

　　可见，就算是有着豪强荫庇的存在，这长达几十年的动乱，对人口的削弱是实实在在、令人沉痛的。

　　虽然比不上太康旧年，但这一数字较之中兴之初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沈哲子犹记得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稽作为三吴之一的庞大郡治，在籍人口居然才三到四万户之间，而整个江东朝廷在籍人口也还不到五十万户。

　　换言之，沈哲子北上任事、主持征伐以来，给晋祚增加了一百三十多万户的人口增量。

　　当然这么大的增长量，也并非全是沈哲子的功绩，元帝、明帝时期，政权本就立足未稳，郡县之间所用图籍甚至还都是东吴和中朝时期的存留，本就乏甚官方权威性的统计数字。

　　而到了沈哲子主政时期，对整个江东的控制是肃祖在位最强势时都不能比拟的。哪怕不计算江北新增人数，在拥有如此控制力前提下，再搭配以沈哲子所提供相对科学的统计方法，在籍人口达到百万户是很轻松的。

　　换言之，沈哲子北进这些年，给晋廷增加了将近七十万户的人口增量。而在此之外，还有未曾名列籍上的罪户、屯户等二十多万户。这么一算，沈哲子的功绩也算不小。

　　人口有这么大的增量，其实也算不上是多么夸张的事情。

　　单单河东一地，在表示臣服之后，薛涛便献上他家所控户数籍册，便有一万七千户之多，完全不逊于一个小型的政权，而这一数字究竟是否属实还有待确认。由此可以想见北方这些真正强大的坞壁主们，他们在那方圆天地中保存了多么强的力量。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在籍人口的增长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这一百八十多万户在籍人口，如果再讲得更实际一点，便是一百八十多万个独立的纳税单位，是在世任何一个独立或半独立、敌对或半敌对的政权都不具备的庞大统治体量，包括羯赵的石虎政权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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